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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7年北大教授“加薪運動”:月薪四百萬 不夠吃飽飯?
發布日期:2019年04月18日   來源:北京青年報  編輯:王曉萍

月薪四百萬,不夠吃飽飯?!——1947年的北大教授“加薪運動”

◎肖伊緋

近日,某零售平臺推出了民國集市活動,不想卻鬧了大笑話。其宣傳海報上稱“穿越歷史老集市,讓物價回歸1948”,引發了巨大“非議”,網友們紛紛表示,1948年可能是我國近代史上通貨膨脹最嚴重的年份之一。那么,歷史上,民國那些年的真實物價究竟是如何呢?

1947年9月23日,胡適在日記中寫道:

“北大開‘教授會’,到了教授約百人。我作了三個半鐘頭的主席,回家來心理頗悲觀: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!大家談的,想的,都是吃飯!向達先生說的更使我生氣。他說: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,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?十年二十年后,我們這些人都死完了!”

當胡適在日記中抱怨“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”時,距其1946年9月就任北大校長,已經整整一年。實際上,自胡適主持北大以來,面臨的經濟困局一直都存在,且始終無法緩解,更無法徹底解決。此時的北大校長,其本職工作是首先要傾力為北大教員解決“吃飯問題”,而不是以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為中心,這當然是胡適始料未及的,又是他不得不要全力解決的難題。

北大教授公開信:

需要不凍死不挨餓的生活

抗戰勝利之后的北大復校工作,千頭萬緒,在國內物資奇缺、物價飛漲的經濟不景氣狀況之下,為爭取復校經費及當局支持,為確保北大教師生活無虞、學生有課可上,胡適一直為之殫精竭慮、竭盡所能。他馬不停蹄,飛赴南京、北平、上海、天津各地出席各種會議,周旋于上至政府當局、下至社會各界的交際圈中,已經忙得焦頭爛額,寢食難安。

就在這百般忙碌之中,1947年8月26日,為籌備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而飛赴南京的胡適,根本料想不到,北大內部已經“后院”起火。

原來,包括與胡適私誼不錯的王重民、俞平伯等數十名北大教授,聯名發表了一封致北大校長的公開信,強烈要求盡快改善待遇,解決基本生活問題——“不凍死不挨餓的生活”。群情激憤,還要求盡快召開緊急會議,解決“已瀕絕境”的北大教員生存問題。

這封公開信,寫于1947年9月1日,次日即發表在了中國北方發行量最大,也是傳閱量最廣的都市主流媒體——天津《大公報》上。報刊部分原文如下:

“適之先生,前次朱騮先先生到本校來,先生曾力言起碼工作設備的必要,要求政府注意。我們以教學為本職,很感謝先生能為我們的工作幫忙說話;但是我們固然需要起碼的工作的設備,也需要起碼的生活——不凍死不挨餓的生活,如其不然,有起碼工作的設備而無起碼工作的力量,還是無濟于事。我們現在生活情形,先生想必知道,不僅知道,恐怕和我們正是同病相憐。我們一個月的收入不能維持半個月的生活,談不到子女的教育費用,更談不到應付即將到來的嚴冬,這是一種什么生活?最近調整待遇,簡直是開玩笑,簡直是使得斯文掃地。先生是我們的校長,也是我們的同情者,或者可以說是同病者,希望能為我們的生活,教育的前途及中國將來的命運再切實的仗義執言,力爭改善,吃不飽,僅有起碼的工作設備,我們力不從心,恐怕也難繼續工作。”

北大教授月薪漲至百萬,卻“明漲實降”

北大教授的“吃飯問題”一經曝光,社會輿論大嘩,各界聲討質疑之聲,一浪高過一浪。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,胡適四處奔走、多方斡旋之下,終于迎來了當局同意對北大教授普漲月薪的基本態度。為此,北大內部經研討,提出了一套“加薪”方案。

在這個方案中,竟然可以保證相當一部分教授月薪漲至百萬之數,可謂“驚天動地”。1947年9月28日,北平《世界日報》刊發了這一方案:

“以本年一月份公教人員實質所得為標準,現在應調整之數目,其計算方法:本年一月份待遇辦法,係生活補助費十七萬,薪金加成一千一百倍,而本年一月份物價指數為一一七四五七八倍(據北平聯合征信所報告)。按此指數則(一)生活補助費為相當于二十五年之170000/1174578=14.17元,(二)加成數為相當于二十五年之1100/1174578=9.1%。為計算簡單起見,暫定生活補助費為十五元,乘以物價指數,加成倍數為物價指數之1/10,依此標準,九月份之待遇可用八月份物價指數計算之。根據聯合征信所之報告,北平八月份物價指數為五五四六七一七倍,故(一)生活補助費應為15X5546717X1/10=832007元(二)加成數應為5546717X1/10=554671.7倍,故可定為八十三萬元。又薪金之五千五百倍,此數之全部購買能力,與一月份之十七萬及一千一百倍數字相等,依此則月薪六百元之教授,可得830000+600X5500=4180000元,余可類推。”

應當說,這一套“加薪”方案看起來有些復雜,并不是簡單的崗位工資+績效工資之類的金額匯總式方案,而是加入了當時惡性通貨膨脹之下特有的物價指數體系,且以抗戰之前的物價水平為基準,用“浮動倍率”方式經過測算方才得出的。方案中所謂“月薪六百元之教授,可得830000+600X5500=4180000元,余可類推”,乃是指戰前月薪為六百元銀圓,或月薪為六百元法幣(法幣未貶值前,法幣與銀圓1:1等值兌換)的北大教授,通過這套方案測算,至1947年時應當將月薪提升至四百余萬元法幣,方才有可能與戰前的薪酬實際購買力基本持平。

事實上,北大教授們這種心急火燎的“加薪”呼聲,以及當時這種人人自危、人心惶惶的時局,從《世界日報》這些報道所在版面上,每天都開辟的“經濟天地”欄目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。當時的美元對法幣匯率為1:44000,這還是有利可圖的收購價,售出則為1:45400。而戰前發行的任何種類的銀圓,此時都是“硬通貨”,一塊銀圓就可以兌換法幣21200元。其余的食品物資,如面粉、大米、豬肉、油、白糖等,以及生活必需的煤塊價格也每天都有變化,足見當時物資匱乏與貨幣貶值之巨。

按照北大教授們的核算辦法,每月底薪為六百元(以戰前銀圓或未貶值法幣計價)的教授,在1947年9月應得月薪法幣數額為4180000元。依此推算,北大教授們所要求的薪酬數額,戰前與戰后幣值的比率約為1:7000;這一比值,比之《世界日報》上公布的銀圓與法幣兌換比率1:21200,還有相當差距,這二者之比值約為1:3。

換句話說,北大教授們的“加薪”方案所要求的核算方法并不過分,在保持實際購買力的前提下,他們愿意將戰前幣值的薪酬實值調低至三分之一即可,也算是與政府當局共赴國難、共克時艱了。此刻,他們急切地要求“加薪”,實在是生活所迫,逼于無奈之舉;即使這一“加薪”方案順利實現,且拿到手上的法幣在一個月內也不貶值的話,他們實際上也蒙受著不小的經濟損失,戰前月薪六百元的教授,滿打滿算也不過拿到了戰前幣值二百元的月薪。

“浮動倍率”的加薪方案注定是一紙空文

此刻,國民黨政府的金融體系已離崩盤不遠,北大教授設計的“浮動倍率”再怎么精確,也無法趕得上貨幣貶值的速度了。即使當局于1947年9月底就采納并批準了北大的“加薪”方案,并火速于10月就執行并實施這一方案,北大教授們也會再一次被物價指數驚得目瞪口呆,大呼上當。

就拿顧頡剛恰恰于北大“加薪”方案公布當天,1947年9月28日的一則日記來比照,就會知道“浮動倍率”的加薪方案注定也將是一紙空文了。這一天,顧在日記中寫道:“理一次發,兩萬元矣,實四毛也。”此刻,理一次發的價格已為法幣20000元,實為戰前幣值0.4元,二者比率已達1:50000!如此看來,遞交當局的“加薪”方案,已毫無實際意義;如果照此實施,戰前月薪六百元的北大教授,1947年10月“加薪”之后實得月薪幣值頂多只有八十元左右了。

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增發速度,超乎所有人的想象,至今堪稱“空前絕后”。當時,不光北大教授們對此難以想象,北大校長胡適也只能是竹籃打水白忙活;與此同時,全國民眾都無一例外地全部卷入這場金融巨騙與瘋狂劫難之中。

據載,1945年8月抗戰結束時,法幣的發行額是5569億元,比1937年6月的14.1億元增加了392倍,增加幅度已不小,但這還只是瘋狂的開端。1945年底,法幣發行量已突破1萬億元大關,達10319億元,與8月相比,幾乎翻了一番;1946年底更增至37261億元,比上年底增加了2.6倍;1947年12月高達331885億元,在1946年的基礎上又增加近8倍;1948年8月21日,竟高達6636946億元之巨,短短的8個月里增加了19倍,如此一來,“幣值已貶到不及它本身紙價及印刷費的價值”。于是當局孤注一擲,發行新的通貨金圓券來取代法幣,1948年8月19日付諸實施,以1∶300萬的比例收兌無限膨脹了的法幣。

就在國民黨政府即將發行金圓券前10天,1948年8月9日,正在休假的向達又向胡適致信,再次表達了對北大教授們、師生們“吃飯”問題的嚴重關注,并在“浮動倍率”加薪辦法已無現實可行性的前提下,提出應讓曾經向學校貸款度日的教授們暫停還貸,并力爭要每月發放三次薪水的建議。

對于向達的建言,胡適有無回信,目前尚無可查證,其實也并不重要了。有心重振北大的胡適,早已無力回天;豈止一個北大復校后的“爛攤子”,國內整個皆是經濟崩盤之下的“爛攤子”了——這是后世讀者都可以心知肚明的。1948年12月15日下午3時許,胡適在北平南苑機場登機,直飛南京而去。他的日記再次中斷15日,1949年元旦,他在日記中稱自己是“逃兵”,是“難民”。

“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”——北大校長,胡適咬牙堅持做了兩年之后,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北平與北大,而是輾轉于美國與臺灣兩地,直到1962年逝世。或許,一向以處理文教界實務見長的胡適,至死也會對這樁無法操辦的“北大加薪案”,以及始終得不到根本解決的北大教員經濟困局,感到無邊的惶惑與莫名的失落吧。

責任編輯:王曉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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